和所有精彩的人生一样，艾瑞斯梅铎（Iris Murdoch）富于活力，对追求她的牛津英语教授John Bayley（也就是电影原著的作者）说：你只需随我而行。她的反叛、尝试、迷惑、邪说让她具有致命的吸引力和光芒，Bayley像编辑遇到好小说一样陷了进去，这个29岁的童男，追随了Iris一辈子，甚至跟踪Iris的性生活，但毕竟没有影响她多少。后来，Iris得了老年痴呆症，逐渐失去小说家的语言功能，最后在迷茫中死于养老院。

两个恋人之间地位的不对等及其后来的颠覆，像一场世俗且低俗的报应。年轻与年老的对比，使得电影带了些小市民眼光和明显的没落气息，幸好，Judi Dench身上的高贵气息、凌乱的头发和失神的眼睛是不败的。对于Iris来说，抱歉和怜悯无论如何不应该落在她身上。Iris进养老院时，医生开玩笑：进养老院比进伊顿公学还要难啊。听到这句话，就像看到梅香出场次数太多，甚至超过了薛湘灵，虽然调和着，但心里总是不舒服。

镜头的转接是电影的妙趣所在。失去记忆的Iris在海边，把笔记本一页页撕开，用石头压着，后来，年轻时的女友拿着她的书让她签名，她拿着书和笔，突然往地上一扔，孩子气似的，然后疯了一样把那些石头拨开，白纸瞬时间在沙滩上到处飞舞。后来，这些石头排列在窗台上。Iris撒手归去时，有一颗掉入了她常去游泳的河底……又新颖又有意思，甚至虚化了其中的戏剧化成份。

在养老院的走廊里，阳光像霰一样飞舞弥散，墙壁左边是她年轻时戏水的背景，右边是她年老时差点溺水的暗景。Iris趔趄着起舞，这时，她似乎才达到了一生探索的自由境界——如果这一切需要用爱情、友情、才能、记忆作为代价，那又怎么样？自由终于在迷茫中来了。她闭着眼躺在床上，一双不相干的手抚过她的眼睛，像所有传统意义上的临终安抚。我想，我不需要这一切。

后来查资料才知道，Iris还是维特根斯坦的学生。Iris和杜拉一样，是个狂热的社会运动家，不过没像后者那样有劲儿，没她那么会折腾，所以，她写的东西应该也没那么歇斯底里吧。然而，电影中她离家出走，在风雨的街头迷茫着一直向前，就像个女疯子，只会决绝地向前走着，不顾一切。

作家传记和八卦联系在一起是最好看的，有趣又有启发。电影里可以看到Iris的私家小码头。在牛津河边，周围是水草，她当众裸泳，走过的学童窃窃私语，牛津的绅士们也只是提个包远望几眼，谁又敢对她说什么？突然觉得，她倒是可以取代毛特岗，和WB叶芝配，也许要比那个Bayley登对些，恰好的是，叶芝的诗对女疯子也颇有关注。

“那只猫正在神游太虚，如果把她叫醒将非常危险。”

如果我是一本护照。
 
这很可能成为奥尔罕帕慕克下一部小说的开头。在《我的名字叫红》里，这样的句法和小标题已经屡见不鲜。包括小说的开头：如今我已是一个死人，一具躺在井底的死尸。这样的句子时不时就来上一章。
 
当然，在文学技巧丰盛的今天，这些都不算什么，它甚至不如保罗奥斯式的现代人物的多重身份那么迷人。中国文学里，甚至在二十世纪中期我们就已经有了这样的句式。据称写出中国第一部现代意识流小说的香港作家刘以鬯，就曾用过“我是一架吃角子老虎”、“我是一只汽水瓶”这样的小标题来结构小说。可帕慕克不同，他不止是人称的变换，他是忠实地想从一具尸体、一棵树的角度来体验这个世界。
 
对此，帕慕克写道，“我是一棵树，而且我很寂寞，我在雨中哭泣”，他以一棵树的口吻讲述“像秋天落叶般从我的故事中飘落出的故事”。在树的眼光中，那些关于土耳其的细密画和精美书册，这棵树差点就成为这些书画的用料───这些故事自然也是小说的一部分，它让读者无障碍地且新奇地在情节中穿行，一切都没有问题。但在看似一样的地方，作家随后便紧急宣布：我不想成为一棵树本身，而想成为它的意义。
 
成为一棵树的意义所在，这才是帕慕克的写作态度和体验世界的方法，也是他特别的意义所在。2006年12月在斯德哥尔摩的演说中他宣称：一个开始进入自身旅行的作家，他必须具有这样的艺术才华，能把自己的故事讲述成别人的故事，能把别人的故事讲述成自己的故事，这就是文学。而要做到这一点，我们的旅行必须从别人的故事、别人的书籍出发。
 
别人的故事，对帕慕在而言最直接的就是父亲的故事。帕慕克的父亲，从小在优越的富商家庭中长大，有写作的才情和条件，但在社会尚挣扎于揾食求饱的伊斯坦布尔，写作无疑不可能保证精致的生活。父亲年轻时曾弃家离子，独自去巴黎游荡，在那里翻译瓦雷里的诗，寻访萨特的行踪，绘制属于自己的精神地图。但在祖母断绝了经济来源后，他不得不去日内瓦的IBM公司做一份和计算机有关的工作，最后回到家乡继承遗产，并拥有了一个很大的书房。后来，当帕慕克开始了长达七年的写作尝试时，父亲把一个装着当年在巴黎的日记本的手提箱放在了儿子的书房里。
 
在那篇名为《父亲的手提箱》的演说中，帕慕克讲述了自己犹豫着进入父亲的故事的过程。之前他反复思忖，如何鼓起勇气打开父亲的手提箱，就像明知道有一篇煌煌巨作就在那里，却需要年轻的作家去写下第一个重要的句子来开头。
 
一个作家谈论的事情其实众人皆知，但谁都不知道其所以然。在父亲的手提箱中，年轻的帕慕克看到了父亲当年的感受，那些失落、恐惧和对西方中心的向往。奇异的是，这些感受更深切地解决和论证着帕慕克。当关上手提箱的那一刻，他告诉自己：对我来说，做一个作家就是承认我们内心的伤痕，这些伤痕如此之深，以至于我们自己都未必能感觉到。耐心地挖掘它们、了解它们、照亮它们，占有这些痛苦与伤痕，使其成为我们自身、我们的精神和写作的一部分。
 
父亲的故事，其实在更早的时候就接续上了帕慕克，成为儿子故事中的一部分。1959年，当父亲在日内瓦工作后，他让妻子带着帕慕克兄弟俩去团聚。启程之前，小帕慕克办了人生中的第一份护照。
 
在当年的伊斯坦布尔，护照非一般人所能有。拍证件照花了很长时间，长得足以让人惊觉它的重要性。护照办下来后，小帕慕克只敢草草地翻了一下，以至于三十年后他才发现，护照上自己眼睛的颜色都写错了。护照，恰恰和我们认为的相反，它并不是告诉自己我是谁，而是代表着这个世界怎么看你。
 
等他们第一次怀揣着护照，穿站新夹克，来到全然陌生的日内瓦，帕慕克和他的小哥哥心里充满了恐惧。飞机倾斜着， 似乎一切包括天上的云都是倾斜的，直到他们下了飞机，意识到这个这个叫瑞士的国度，也像伊斯坦布尔一样，是存在于这个地球上时，他们才松了一口气。多年以后，兄弟俩一想到这还会发笑。
 
当时，父亲在日内瓦租的公寓是带家具，从一大家庭族居的伊斯坦布尔来到“新世界”，帕慕克写道：坐着别人坐过的椅子，睡着别人睡过床，甚至用的杯子和碟都是别人的嘴碰过的……那时起，他就意识到，“他者之国，永远不会属于自己。”但这些，在融入个体的体验后，这些椅子、床和杯碟，包括帕慕克自己，都会理解彼此的价值，进而联结着生发出某种价值。
 
在日内瓦的两个多月里，母亲带帕慕克去学法语，在学校里他唯一擅长的就是保持沉默───即使在后来的成长中，他还会不自觉地向内心畏缩来保护自己。这一切，直到父亲把那本尚新的护照塞进他手里，让他一路紧捏在手里回到故乡才结束。
 
后来，在2007年3月写给《纽约客》的文章中帕慕克写道：“那以后，我再也没有使用过护照。”这总会提醒他第一次失败的欧洲之行。那以后，他总是羡慕又嫉忌地注视那些手持护照去欧洲的人，可机会到来时，他依然心怀某种恐惧，躲在伊斯坦布尔的某个角落，把自己全身心浸泡在书本中。当22岁他开始写作时他坚信，理解西方最好的途径就是阅读西方的经典书籍，并且，他希望有一天自己功成名就，以此来完成一次有意义的人生叙述。
 
最终，当他的书陆续出版，并且被邀请到德国去演讲时，他才怀着复杂的心情给自己办了第二份护照。在德国，寻求政治避难的土尔其人如痴如醉地听着他的每一个土尔其语的发音，听他朗读那些尚未翻译成德语的小说。彼时，帕慕克用自己关于护照的复杂情感和陈旧故事，深刻理解着那些异国同胞们因身份认别而受的无法化解的内心折磨，并试图把它转化成另一篇长篇巨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