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和崔愤一起谈起农村题材的写作。上次去见阎连科，他说他对于当下农村题材也没有把握，他对农村的认识更多是在1970年代——这已经比大多数农村作家，莫言、贾平WA走得更近，但是，现在农村到底是什么样呢？

崔愤讲了她表妹的故事。我能触摸出那个故事的大部分细节，因为我们是老乡，而且我们对当下的空心乡村、失望的乡村、看不到希望的乡村都有感情，都知道那是一块被绝大多数作家忘掉的土地，没有忘掉的作家已经没有把握的能力，而年代的一代作家、小说家，还有谁对那块土地有兴趣？他们大多数从农村进入城市，城市生存既是他们的现实困境，也成为他们仅有的乏善可陈的资源。

2000年前后，香港出现了一大批口述实录的作者，对世纪之交的香港的前身作了全面的总结和记录，我在书店里翻了几次都没有买的黄碧云的《烈女图》就是其品的佼佼者。通过错误百出、印象腾挪然而却复原意图强烈的记录，香港人、香港文化要对过去的殖民历史作一番回忆，试图对早已模糊的身份再作一次寻找和确认。

现在，在我和崔愤的老家，他们的身份在哪里呢？